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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实的史料、严谨的论证、鲜明的结论!丝绸之路的起点 洛阳还是西安?

发表于:2016-09-19  

  中国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洛阳(即东汉时的雒阳),这在《后汉书·西域传》等史籍中均有记载,丝绸之路,这个名称的出现是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者、探险家李希霍芬,将西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至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由长安通往河间(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继而延伸到叙利亚及遥远的西方,以及由成都经东南夷通往身毒(今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今被全世界学术界所公认。

     

东汉建都雒阳(今汉魏故城),雒阳逐渐取代长安(今西安)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在雒阳的东方,青州、兖州地区适宜种植桑麻,民间丝绸手工业得到普遍发展,官府也拥有规模巨大的丝绸手工业,这些民间或官府生产,输往西方的高级丝绸,由中原商贾或西方商人来到雒阳采购外运。东汉丝绸之路的主要途经地点是自雒阳西行,经长安(今西安西北)、陇西郡狄道(今甘肃临洮)、张掖郡稣得(今甘肃张掖西北)、敦煌郡敦煌(今甘肃敦煌),走北道出玉门关,傍天山西行,经伊吾(今新疆哈密西)、疏勒(今新疆喀什),过葱岭,出大宛、康居、木鹿城(此三城枸在原苏联境内),经安息国和椟城(今伊朗达姆甘)、阿蛮(今伊朗哈马丹),斯宾(今伊拉克巴格达)至安都城(今叙利亚非拉墓亚),然后还可乘船到大秦(罗马帝国)。东汉的丝织业比西汉进步,以雒阳为起点的东汉丝路交通较前更加繁荣。


        中外许多学者认为,起源于西汉时代的丝绸之路,其真正的起点应该在洛阳,洛阳出土的古代东罗马金币、波斯银币及大量的三彩胡俑等文物,印证了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 
厦门大学教授韩国磐先生在《古都洛阳与丝绸之路》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往往就是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因此。作为政治中心的洛阳,也就成为当时商业交通的中心,成为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 
徐州师范学院教授王云度先生的《也谈丝绸之路起点问题》一文认为,只有作为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方,才有可能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山东虽自古盛产丝绸,远销四方,但不足以成为丝绸之路起点。古都长安无疑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但非惟一起点。大量资料证明,古代洛阳亦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起点。 
上海师大教授王育民先生在《论历史时期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一文中作了进一步阐述。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始于东汉,魏晋继之,历北魏、隋、唐而达于鼎盛,其为时之长,规模之大,以及影响之深远,较之长安,亦有过之而无不及。总之“丝绸之路作为我国古代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其起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变化而变迁的,洛阳则是其重要的起点之一”。 
光明日报在1993年2月5日二版以“丝绸之路东起何处--《洛阳--丝绸之路起点》提出新见解”在学术界产生很大震动。这一观点还先后引起首届中国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敦煌吐鲁番国际学术年会和第二次西周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与会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许多中外学者认为,洛阳是丝绸之路东端观点的提出,为丝绸之路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领域,有助于丝绸之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郑州大学教授袁祖亮先生在《略论丝路沿线的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一文中,通过对西汉时长安和洛阳人口的比较研究,认为古代社会一个地区人口之多寡,是一个地区经济发达繁荣程度的重要标志。洛阳凝聚了比长安更为多的人口,说明西汉时期洛阳的经济比长安更为发达和繁荣。可以说,它是中原地区向四周辐射的一个经济中心,是商品的集散地,丝绸作为手工业品的大宗交易,毫无疑问会在这里进行。 
华中师大教授丁毅华先生在《丝绸之路——古代亚欧大陆桥的东端是洛阳》一文中从洛阳是丝绸产品的集散地角度,论证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历史上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蚕桑业与丝织业饶于长安所在地的关中地区,即使是西汉定都长安,其大量的质量上乘的丝织品都是关东地区供给的。丁文据此认为,无论是西汉,还是隋唐,关中地区所产丝织品既少,而消费量却甚大,必须依靠其它地区的供给,才能在满足统治阶级需要的情况下,再有剩余可资西运。关东的洛阳,除周围地区也是重要丝绸产地外,更是关东丝绸最重要的集散地。关东各地所产的丝绸,大量汇集到洛阳,再往西运。长安,只是大量关东丝绸西运的通过站或中转点,而洛阳,才是丝绸之路始自东端的起点。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夏应元先生在《洛阳史迹与中日交流》一文中,运用大量史实就洛阳在中日交往史上的地位作了详细考查,指出洛阳与日本的正式交往始于东汉,至曹魏及西晋,日本国曾三次遣使来国都洛阳。隋时,日本四次遣使来隋,其中后三次是炀帝迁都洛阳以后。遣唐使到唐的十五次中,至少有五次是最后到洛阳完成使命的。 
山东大学教授杨爱国先生在《汉代洛阳的手工业——兼论汉代洛阳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经济基础》一文中,对于汉代洛阳的手工业及农业作了具体的描述,认为其兴盛发达为都城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孟世凯先生在《商人对河洛经济发展的作用》一文中指出,以蚕桑丝织业为代表的古代纺织业在夏商时期的洛阳附近就十分发达。汉唐间洛阳及其周围地区是当时蚕桑业与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说:“丝绸之路不应以长安为起点,而应以洛阳为起点。” 
台湾逢甲大学教授曾一民先生说:“应纠正长期来以长安为丝绸之路起点的说法,对研究古都洛阳的历史文化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同时对教学也很有帮助”。

2 历史学家论丝绸之路东起点 
株州工学院教授朱和平先生在《汉唐间洛阳及其周围的蚕桑业与丝织业》一文中认为,洛阳及其周围地区在汉唐间一直是全国蚕桑业与丝织业呈不断上升、发展的地区,因而丝绸的产量巨大,除满足区域内的消费外,还有大量丝织品剩余。这一情况与长安及其所在之关中有很大不同,使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前提条件失去之后,洛阳成为继长安之后的新的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必然。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梁满仓先生在《北魏洛阳地区纺织品生产、使用及西传》一文中指出,除宫廷丝织业作为官营纺织业的一种形式而存在外,还有大量的个体纺织劳动者。此时期纺织业发展水平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纺织品的种类多,计有布、缦、绫、绮、缬、锦绣、罗、绸、彩、越、葛、绢、缣等数十种;二是纺织品生产的数量大,根据有关资料进行粗略估计,洛阳地区年产绸帛最低不少于15679匹,这只是个参照数字,实际产量要比这大的多;三是洛阳地区的纺织品生产水平,在北魏后期超过了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隋唐时期,洛阳地区丝织业又较魏晋南北朝时再上了一个台阶。他认为,仅从隋时洛阳及其周围地区仓储丝织品之多便可反映其丝织业的发展程度。唐代洛阳地区不独丝产量居全国之首,而且丝织技术也是全国最先进的。 
武汉大学教授方酉生先生的《试论夏商二代洛阳的对外交往》一文,运用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论证夏商文化与周边文化存在着密切的交往关系。洛阳把中原先进的技术、文化、礼帛、葬制等传到周边地区,周边地区也把丝麻织品、玉器、釉陶、海贝、金属矿产等资源输入洛阳。 
海交史博物馆研究员李玉昆先生在《丝绸之路与洛阳佛教》一文中指出,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最早即传入洛阳。中国最早的寺院、佛经翻译、沙门受戒和比丘尼都在洛阳。洛阳不仅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同时也是佛教传播和佛经翻译的中心。 
复旦大学教授徐连达先生在《隋唐时期的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一文中,通过考察隋唐时期由洛阳辐射四方的水陆交通道路以及驿传的设置,得出隋唐时期洛阳实为沟通国内外水陆交通的汇聚点。由洛阳向四方扩散出去的诸条水陆要道,均与通四夷的七条丝绸之路衔接起来,洛阳除了是隋唐都城和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外,也是全国水陆交通的中心。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林梅村在《汉唐丝绸之路上的洛阳》一文中,综合丝绸之路上的古代语言、考古发现和东西方史料,认为自汉以来,粟特、印度、波斯和罗马的商队源源不断来到洛阳,以外国的商品换取中国的丝绸。薛瑞泽先生具体考察了外商在洛阳的活动情况及他们从事的商品贸易,认为汉唐间活动于洛阳的外商主要来自亚欧地区如大秦、法兰克、波斯、安息、天竺等及其周边地区的交趾和今新疆一带。他们来洛阳主要经营珠宝、香料、胡粉、马匹等,而由洛阳带回的商品主要是丝绸。韩国磐根据史料分析指出,洛阳是外商在丝绸之路上东来的目的地,是西行丝路的出发点,外商在此购物后,再运回到西方。由于外商的频繁活动,直接影响和进一步刺激了中土人的经商意识,从而使汉唐间的丝绸之路上的中外贸易,呈现出异常活跃的局面。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李学勤在《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一书《序》中说,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洛阳一带地区乃是天下之中,严格地说即今洛阳,它是八方辐辏之地,是朝会、贡赋、交通和商业的中心。

4 回复:历史学家论丝绸之路东起点 
株州工学院教授朱和平先生在《汉唐间洛阳及其周围的蚕桑业与丝织业》一文中认为,洛阳及其周围地区在汉唐间一直是全国蚕桑业与丝织业呈不断上升、发展的地区,因而丝绸的产量巨大,除满足区域内的消费外,还有大量丝织品剩余。这一情况与长安及其所在之关中有很大不同,使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前提条件失去之后,洛阳成为继长安之后的新的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必然。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梁满仓先生在《北魏洛阳地区纺织品生产、使用及西传》一文中指出,除宫廷丝织业作为官营纺织业的一种形式而存在外,还有大量的个体纺织劳动者。此时期纺织业发展水平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纺织品的种类多,计有布、缦、绫、绮、缬、锦绣、罗、绸、彩、越、葛、绢、缣等数十种;二是纺织品生产的数量大,根据有关资料进行粗略估计,洛阳地区年产绸帛最低不少于15679匹,这只是个参照数字,实际产量要比这大的多;三是洛阳地区的纺织品生产水平,在北魏后期超过了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隋唐时期,洛阳地区丝织业又较魏晋南北朝时再上了一个台阶。仅从隋时洛阳及其周围地区仓储丝织品之多便可反映其丝织业的发展程度。唐代洛阳地区不独丝产量居全国之首,而且丝织技术也是全国最先进的。 
武汉大学教授方酉生先生的《试论夏商二代洛阳的对外交往》一文,运用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论证夏商文化与周边文化存在着密切的交往关系。洛阳把中原先进的技术、文化、礼帛、葬制等传到周边地区,周边地区也把丝麻织品、玉器、釉陶、海贝、金属矿产等资源输入洛阳。 
海交史博物馆研究员李玉昆先生在《丝绸之路与洛阳佛教》一文中指出,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最早即传入洛阳。中国最早的寺院、佛经翻译、沙门受戒和比丘尼都在洛阳。洛阳不仅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同时也是佛教传播和佛经翻译的中心。 
复旦大学教授徐连达先生在《隋唐时期的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一文中,通过考察隋唐时期由洛阳辐射四方的水陆交通道路以及驿传的设置,得出隋唐时期洛阳实为沟通国内外水陆交通的汇聚点。由洛阳向四方扩散出去的诸条水陆要道,均与通四夷的七条丝绸之路衔接起来,洛阳除了是隋唐都城和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外,也是全国水陆交通的中心。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林梅村在《汉唐丝绸之路上的洛阳》一文中,综合丝绸之路上的古代语言、考古发现和东西方史料,认为自汉以来,粟特、印度、波斯和罗马的商队源源不断来到洛阳,以外国的商品换取中国的丝绸。薛瑞泽先生具体考察了外商在洛阳的活动情况及他们从事的商品贸易,认为汉唐间活动于洛阳的外商主要来自亚欧地区如大秦、法兰克、波斯、安息、天竺等及其周边地区的交趾和今新疆一带。他们来洛阳主要经营珠宝、香料、胡粉、马匹等,而由洛阳带回的商品主要是丝绸。韩国磐根据史料分析指出,洛阳是外商在丝绸之路上东来的目的地,是西行丝路的出发点,外商在此购物后,再运回到西方。由于外商的频繁活动,直接影响和进一步刺激了中土人的经商意识,从而使汉唐间的丝绸之路上的中外贸易,呈现出异常活跃的局面。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李学勤在《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一书《序》中说,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洛阳一带地区乃是天下之中,严格地说即今洛阳,它是八方辐辏之地,是朝会、贡赋、交通和商业的中心。 此外还有很多专家学者都以丰富和详实而确凿的论据和缜密的论证,千年帝都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是毫无疑问的!【网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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